文/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走出贸易失衡，关键在于消除其背后的不合理成分。结构性政策重点：一是改变地方政府激励，把投资和生产补贴转向公共服务、社会福利保障支出；二是打破服务业进入壁垒，推动公平市场竞争；三是推动金融服务业改革，更好服务企业融资和居民养老保险。周期性政策应对重点：一是以扩大内需作为首要任务，吸引优秀企业在国内市场进行投资；二是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

　　我国有大规模的货物贸易顺差，尤其是制造业领域顺差显著，但同时伴有一些贸易争端。从国内视角来看，我国出口规模很大，而进口相对不足。这使得我们“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面临对外循环不够畅通的问题，从长远来看对资源配置及福利投入是不利的。与此同时，外部贸易压力与制裁风险增加。在此背景下，要实现优化资源配置，解决贸易失衡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概述基本事实，二是分析贸易失衡背后的原因，三是对贸易失衡的评估，四是对如何走出贸易失衡提出建议。

　　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三轮显著的货物贸易顺差增加：首轮始于2004年至2007年，随后是2012年至2015年的第二轮增长，以及自2018年至今的第三轮顺差积累。深入分析这些数据，不难发现中国贸易顺差格局背后蕴含着显著的结构性变化。

　　回溯至十年前乃至二十年前，我国的进出口以“大进大出”为特点，大量从日本、韩国及东盟国家进口中间品与原材料，经加工后出口至欧美市场。彼时，加工贸易占比很高，外资企业在外贸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历经多年特别是近十年的演变，这一格局已发生显著变化。具体而言，中国对东盟、日本及韩国的贸易逆差大幅下降，对有些国家甚至转化为贸易顺差；对美欧的贸易顺差在总顺差中的占比有所下降，但美国仍然是对我国贸易顺差贡献最大的经济体，2023年我国对美国贸易顺差3361亿美元。

　　上述变化背后，中国外贸的经营主体，尤其是出口企业主体发生很大的变化。过去外资企业主导加工贸易，占比很大，但近十年来民营企业在全国出口份额中的占比持续上升，成为贸易顺差最主要的贡献力量。2014-2023年，私营企业出口在全部出口中的占比从40.8%上升到62%，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在全部出口中的占比从45.9%下降到28.6%，国有企业和其他类型企业出口占比变化不大。

　　伴随这一变化，我国加工贸易的比重相应下降，一般贸易则上升。现在众多制造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都积极“出海”，从中可以看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民营企业在我国的出口市场乃至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已经有了显著变化。

　　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中国已经不是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模式，而是更趋向于典型工业化国家的出口模式。中国现在主要出口机电设备，尤其是近两年来，汽车及其零配件的出口贡献也在大幅度提升。

　　关于如何理解贸易顺差的变化，尤其是如此大规模的年度货物贸易顺差——2023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约6000亿美元（海关总署口径下货物贸易顺差超8000亿美元），这一问题非常复杂，我们可以将驱动贸易顺差的力量划分为两种，即趋势性成分和周期性成分。

　　用HP滤波法对数据进行分解。这种方法得出的结果可能不会非常准确，但会提供一个区间范围的参考。开云APP官网可以看到，我国贸易顺差/GDP的趋势成分大概在3.5-4%之间，周期成分在正负2%。将这两种成分加起来，就形成贸易顺差占GDP比例的变化。

　　为什么要进行此种区分？原因在于贸易顺差占GDP比重的背后，趋势性力量与周期性力量具有显著差异。趋势性力量背后是中长期的、结构性的因素在发挥作用，而周期性力量则对短中期的经济周期变化有更大的解释力。

　　理解贸易顺差背后的趋势性力量，涉及到国际经济学界长期探讨的一个有非常多争论的话题“全球失衡”（global imbalance）。国际学术界比较流行的文献是从全球视角来解释贸易顺差。需要说明的是，市场层面提到贸易顺差时，往往是按照分析进出口情况的逻辑从短期解释贸易顺差的变化，开云APP官网这种解释方法也是有效的，能抓住一些重点，但这属于偏局部均衡的解释。

　　学术界在解释贸易顺差时更主要回答的是出发点问题，即一个国家为什么不将资源主要用于国内消费或投资，而是将其转化为净出口。一个国家拥有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如果选择净出口模式就意味着将这些资源净出口至他国，所得贸易顺差可以形成海外资产的积累。这是从学术界角度分析，即为何一国会选择将一部分国内资源给他国使用。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国际上流行的解释方法不是从货物贸易或者经常项目的角度出发，而是更多从金融项目角度出发（Gourinchas and Rey, 2013；Caballero et al., 2008；Mendoza, et al. 2009），认为从全球视角来看，发达国家擅长提供金融资产，特别是安全金融资产，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发达，不能提供足够的安全金融资产。为了满足对安全金融资产的积累需求，发展中国家采取了一种策略，即通过实现经常项目顺差来达到目的。经常项目顺差意味着向海外净输出资源，进而积累海外资产，开云APP官网满足国内对金融资产积累的需要。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在国际学术界非常流行的一种解释。

　　还有基于中国视角的解释，代表观点有：宋峥（Song et al.，2011）等强调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信贷获取上面临诸多限制，而民营企业发展强劲，为了支撑自身快速扩张，不得不增加储蓄，这导致国内资源无法充分利用，贸易顺差增加。

　　鞠建东等（Ju et al.，2012）将资本项目与经常项目一起分析，强调贸易开放政策的影响。余永定（Yu，2015）则强调政策性因素，认为政府大量鼓励FDI和出口的一揽子政策组合促成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局面。魏尚进等（Du and Wei，2010）的角度比较独特，强调由于性别比例的原因，中国家庭需要大量储蓄用以买房，由此带来了过高的储蓄和贸易顺差。

　　徐朝阳、张斌（2014）强调供给抑制政策带来的经常项目盈余。由于改革政策不到位，中国在医疗、教育、金融服务和交通运输等领域存在供给抑制政策，导致资源过度流入贸易品部门，形成过剩产能，因而必须通过贸易顺差实现贸易品市场出清。张斌、茅锐（2016）强调中国对工业部门发展有大量的优惠和补贴政策，这些政策会刺激更多的贸易品生产，提高储蓄率，压低资本边际回报率，产生更大的贸易顺差。

　　周期性成分对于贸易顺差的解释与趋势性成分同样重要，市场更关注周期性的解释，因为它对短期内的变化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以2004年-2007年为例，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显著增长背后是强劲的外需。美国处于次贷危机泡沫破灭的前夕，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非常旺盛。由于周期性原因，美国房地产价格泡沫带动对中国进口的增加，推动我国出口增加。

　　但这个解释还不够。2004年-2007年间的现象是，我国货物贸易及经常项目保持顺差，同时资本项目也保持顺差。这意味着外汇市场供给远大于需求。在市场自发力量下，人民币只有大幅度升值才能通过价格机制减少贸易顺差，但当时我国外汇储备增加了1.1万亿美元，政府通过大规模的外汇市场干预措施，有效遏制了人民币的充分升值，从而未能充分利用汇率杠杆效应来平衡和调整贸易顺差，此举成为影响当时经济格局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对2004年-2007年贸易顺差的扩大，我们强调“外需强”和“汇率抑制”这两点。

　　2012年-2015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尚未消退，欧债危机爆发，导致外需疲软，但在此背景下我国仍然实现了较大的贸易顺差。对此现象的一种合理解释是，虽然出口增长可能受阻，但内需放缓带来进口的减少更为突出，从而推动了贸易顺差的扩大。快速的内需下降成为贸易顺差扩大最重要的周期性原因。

　　2018年至今：这个期间国外经济经历了疫情冲击，应对疫情的超常规经济刺激计划和此后的刺激政策退出，外需波动带来了我国出口的大起大落。而国内持续面临需求不足问题，观察进出口数据，不难发现我国进口额显著下降，这也反映了内需的不足。

　　内需不足不仅通过减少进口来扩大贸易顺差，还会通过另一套机制产生影响：当内需和预期偏弱时，资产收益率相对降低，导致投资者更倾向于持有外汇资产而非人民币资产。这意味着，货物贸易领域积累的大量顺差将无法通过汇率升值得到调节，因为资本项下对外汇资产的强烈需求使得人民币汇率难以实现基于贸易顺差扩大的升值，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贬值，汇率杠杆无法发挥作用。

　　去年国际收支口径下我国货物贸易顺差约6000亿美元，这些资金主要流向了哪些领域？一部分用于支付经常项目下的服务贸易逆差。2023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为2078亿美元。其中，旅行项目逆差为1717亿美元。在疫情暴发之前，旅行逆差规模更大，例如2019年这一规模为2188亿美元。

　　此外，还有部分贸易顺差用于消化投资收益逆差。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有一个新现象，外资企业把利润汇出境外的规模在增加。这一数额在过去并不显著，但在最近一两年内已攀升至一千五六百亿美元的规模。因此经常项下的利润汇回及服务贸易逆差两者合计大约消耗了三千多亿美元，剩余的约三千多亿美元，即贸易顺差的一半以上则转化为了海外资产的积累。图8黄线为海外资产的积累情况。

　　如果一个国家的投资边际回报率已经很低，把资源借给国外并从中获得高于本国的投资收益，不失为优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如日本所经历的，国内投资回报率低，导致资金外流以寻求更高收益。

　　但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从真实收益率角度看，在剔除通胀影响后，过去十多年我国通过贸易顺差所积累的海外资产难以获得较高的实际投资收益率，多数时间低于国内资产实际收益率。这意味着，若资源留在国内，本可享有更高的真实回报率，却因流向海外而未能实现更大价值。

　　但为了获取这些海外金融资产，国内付出了大量人力与物力资源。这种模式背后是在给定的各种市场失灵和政策扭曲环境下，国内消费与投资受到抑制，对贸易顺差而言意味着高额的机会成本。

　　当前社会上存在一种观点认为，国内投资与消费的机会比较有限，对此我持有保留意见。实际上，民众有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我们需要更多的投资与消费。

　　举个例子，我国每百万人口仅拥有2.3个公共图书馆，美国每百万人口对应27个图书馆，日本是26个，英国55个，德国每百万人拥有100个图书馆，我国人均公共图书馆数量是这些国家的十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在博物馆方面，我国每百万人口对应4个博物馆，美国每百万人口拥有博物馆数量为101个，日本为45个，英国47个，法国71个，德国81个；在体育设施方面，我国人均体育场馆面积仅为2.6平方米，美国19平方米，日本16平方米；在医护方面，我国每千人护士数量仅为3名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是9或10名以上。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一汽车生产大国，远超美国、欧洲及日本，甚至超过这些国家的总和，但我国千人汽车保有量仅为223辆，而发达国家普遍达到500或600辆/千人以上。我国社会福利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不足3%，发达国家普遍在20%以上。

　　通过这些例子，我想表达的是，国内还有很多领域值得投资和消费，我们可以把资源用在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上，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让资源配置做到物尽其用。

　　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对国内资源配置未必是好的选择，从维护国际经贸关系稳定来看也不可持续。贸易顺差的扩大对应着贸易伙伴国贸易逆差的扩大，贸易伙伴就会感觉到不断增加的竞争压力，贸易摩擦随之而来，这种现象近几年越来越突出。

　　贸易顺差背后有合理成分，也有不合理成分。走出贸易失衡，并非消除或者减少贸易顺差，我们不需要对贸易顺差数字本身做出好与不好的判断，关键在于消除其背后的不合理成分，包括政策扭曲及市场失灵等。根据不同类型的原因可采取不同类型的办法。对于趋势性、结构性因素，需实施结构性政策；而面对周期性因素，则应采取周期性的政策。

　　第一，改变地方政府激励，把投资和生产补贴转向公共服务、社会福利保障支出。当前地方政府普遍偏好工业项目，尤其是大型制造业项目，往往为此类项目提供税收、用地等优惠条件。若能将这部分资源重新配置，减少对企业的不必要补贴，将资源更多用于改善社会福利、清偿政府对企业的历史欠款等方面，将有助于优化营商环境、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及民众生活水平。

　　我国政府早已认识到这一点。今年5月公布并将于8月1日正式生效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提出，禁止地方政府设立税收洼地及实施与税收相关的各类挂钩补贴。此规定并非空谈，而是辅以严格的审查机制，确保政策得到有效执行，这是值得认可的。但仅凭此条例尚显不足。

　　地方政府考核强调工业增加值、GDP增长及进出口贸易等指标。若能适度淡化这些指标的考核，加强地方政府对营商环境的考核，特别是清理政府拖欠企业的账款、帮助企业突破负面清单以外的各种隐性市场准入壁垒等；加大对城市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质量、低收入群体和外来打工群体居住生活条件的相关投入和考核，同时与严格执行《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相配合，将进一步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合理性。

　　第二，打破服务业准入壁垒，推动公平市场竞争。我国贸易失衡，尤其是结构性失衡的原因之一，在于服务业领域虽需求旺盛且资源丰富，却由于一些限制举措、隐性进入壁垒及不公平市场竞争等因素，资源难以顺畅进入或难以长期留存。因此，建立健全服务业的市场竞争规则，破除各类隐形壁垒，将为更多资源开辟进入通道，吸引更多投资，并促进相关消费的增长。

　　建议梳理行业和部门政策，消除对“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众多服务业市场准入的隐形壁垒。地方政府可将这方面的工作进展作为重要考核指标。

　　第三，推动金融服务业改革，更好服务企业融资和居民养老保险。金融部门在提供安全金融产品及促进储蓄向投资有效转化方面存在短板，弥补这一短板，可以减少贸易失衡，引导资源在国内进行投资和消费。

　　扩大内需是当前阶段的首要任务。扩大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工具包括降低政策利率、扩大财政支出、稳定房地产市场、把握好化债节奏。通过扩大内需，不仅能增加进口，更重要的是，当内需市场足够强劲时，将吸引更多优秀企业将资源转向国内市场，使他们在国内市场经营变得有利可图。扩大内需对于减少贸易顺差，尤其是在短期内减少贸易顺差，举足轻重。